【访谈】多方位吸纳，有深度开采 ——周启超研究员访谈
周启超研究员
多方位吸纳，有深度开采
——周启超研究员访谈
受访专家：周启超
提问整理：任昕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讯》2013年第1期
任昕：周老师，您刚刚从巴黎参加第20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回来，马上又要准备出席中外文论学会长沙年会，接着还要主持在芜湖举行的“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学会”第6届学术研讨会，可谓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可是我不得不请您停停脚步，谈谈您自己——受学会的委托，要对您作一次采访。
周启超：高建平君在年初就通知：这一期《学会通讯》要刊发对周宪与周启超的访谈。我建议先采访前辈学者，先采访那些做出了更大成绩的学者。可是，学会秘书处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我想，可能是要考虑到外国文论这一方面了。我们这个学会毕竟是中外文论学会。
任昕：外国文论研究也是我国文学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一支。上世纪60年代，冯至先生有感于新中国文论研究的亟待建立，提议成立理论室，但这一想法直到1978年粉碎“四人帮”，国家拨乱反正之际，方得以成行。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理论室正式建立，您于198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工作，在中国外国文论研究领域辛勤耕耘近三十载，见证了中国外国文论研究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外国文论学科的建设，请你先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周启超：冯先生提议建立理论室这段故事，我是从别人口中听到的。我与冯先生也有过一段近距离接触，那是1987年11月在南京举行的外国文学年会期间。当时，所里安排我为冯先生起草外国文学年会上开幕式上的讲话。我有机会听到冯先生的当面教导。会后《中国文化报》发表了冯先生这个讲话的节选，可是冯先生嘱咐报纸记者将稿酬寄给我。回到正题上吧。外文所理论室是在1981年建立的。2011年12月，我们在京郊密云以十分简朴的形式——出一部论文集办一个座谈会——来沉入《理论的记忆》，来庆祝我们自己的这个家“三十岁”生日。我本人则以新出炉的两部专著（样书）——《跨文化视界中的文学作品/文本理论——当代欧陆文论与斯拉夫文论的一个轴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河南大学出版社），来庆贺我们理论室之“三十而立”。理论室的创室主任是吴元迈先生，其后接任的有章国锋先生与郭宏安先生。及至2000年，这副担子落到了我头上。1981年理论室建立时，我还在上大四。这年底，我被录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1982早春2月进京，来到外文所的所在——位于建国门内大街5号社科院总部的5号楼。我的印象中，那时的理论室几乎就是外文所最小的一个研究室，常常看到的是吴元迈先生与两位毕业留所被戏称为“黄埔一期”的研究生，后来渐渐壮大起来。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到苏联文学室。1987年，《外国文学评论》创刊，我被调进编辑部负责理论组。1993年，郭宏安先生要我去新组建的比较文学研究室。这个比较室当时寄居于理论室。 可是外文所比较文学室只存在了一年就夭折了，被理论室整体收编了。我就这样进了理论室。外文所理论室自有传统：一般要以一个具体的作家、批评家、理论家或一个流派的文论为据点。我便在研究俄罗斯象征派文学的基础上开始考察俄国象征派的文学理论建树。2000年，黄宝生所长要我来主持理论室工作。这些年来，我们理论室同仁积极尝试以重大项目为龙头，——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比较诗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A）类项目“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以大项目来促成果（2000—2009年间有11部专著书稿，其中7部被专家组鉴定为优秀），来育人才（理论室为所里培养了不少科研骨干与领导干部）；努力探索主动开门办室，主动与文学所理论室合作，主动与高校文论界合作，努力探索“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这一路向，致力于理论室研究的结构性转换——由相对单一的国别文论转向基于国别文论而有所拓展的比较诗学，将外国文学理论学科建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2004），创办了本学科的学刊《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2006年至今已出5辑）；搭建了几个旨在实现“集群会通”的平台：在时任外文所所长黄宝生先生与时任文学所副所长党圣元先生指导下，与钱竞研究员为主任的文学所理论室联手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2003）；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钱中文先生指导下，组建了“中国巴赫金研究会”（2007）；在外文所老所长、理论室老主任吴元迈先生指导下，组建了“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2010），使得外文所理论室及外国文论学科得到了应有的发展。
任昕：吴元迈先生在理论室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称赞理论室这些年的发展确实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室被誉为外文所最具生产力的研究室；外国文学理论学科已成为外文所最具活力的重点学科。2010年6月，理论室曾代表外文所在院“加强研究室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汇报；2012年与2013年启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创新工程里，理论室——外国文论学科的骨干先后进入了三个创新团队；您作为理论室主任与外国文论学科带头人，先后被外文所推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2009年度科研岗位先进个人（2010），被院里评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2012年度院先进个人（2013）。 二十年前，您的第一部被评论界认为“颇有理论气息和深度”的专著《俄国象征派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奖”专著三等奖。这一切，也可以看成是您主持的理论室及外国文论学科这些年来蒸蒸日上的建设与蓬蓬勃勃的发展成绩所赢得的一种肯定。
周启超：有很多工作是理论室以及整个学科队伍全体同仁一起做的。尤其是这些年来先后出任理论室副主任的吴晓都君、史忠义君，还有现在的副主任任昕，与我齐心协力，精诚共事的结果。令我欣慰的是，我们有岗位意识，有责任意识。学术薪火之传递在我们理论室得以脚踏实地地践行，得以扎实有效地推进。我们的研究室作为学术团队，善于合作；作为学科主体，勤于开拓；作为人文集群，勇于担当。
任昕：这些年来，您提出并践行“多方位地吸纳，有深度地开采”的学术理念，倡导并践行“有所开放也有所恪守，有所解构也有所建构”的学术立场，推重并践行“文学理论之基础研究与前沿研究兼备”的学术路径，有效地夯实了外文所理论室及外国文论学科在全国外国文论界的学术牵引作用。你的这些学术理念、学术立场、学术路径是基于什么样的文化语境呢？
周启超：基于我们自己的现实问题，基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现实的生态问题，基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而进行的对外国文论引介战略的反思。我在不同的会上，谈及我们的文学研究生态问题：在对国外理论资源吸纳上的“简化”与“偏执”，在文学研究范式上的失衡与偏爱，从“言必称希腊”一下就转向“言必称罗马”。我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理论：“跨文化”抑或“跨文学”——关于文学理论的境况态势与发育路向的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该文被《新华文摘》2006/11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文艺理论》2006/6全文转载），谈的就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生态问题。不久前，我向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哈尔滨会议（2013年7月）提交了一篇发言提要。这篇提要也许能部分地回答你的问题。在这篇提要里，我指出：
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引介路径可以分为俄苏文论（俄罗斯与苏联）、欧陆文论 （法国及瑞士、德国及奥地利、意大利及古希腊古罗马）、英美文论（英国、美国及加拿大）。当代中国对国外文论的接受格局：“三十年河东”，言必称希腊；“三十年年河西”，言必称罗马。前30年“三十年河东”（1949—1979）主要是以俄苏学界为基本视界来“接受”：主要通过俄语看世界，跟定苏联的眼光来移植国外文论理论资源与核心话语。后30年“三十年河西”（1979—2009）主要是以美英学界为基本视界而“拿来”：主要通过英语看世界，跟定美国的眼光来移植国外文论的理论资源与核心话语。国外文论译介与研究中的这种战略选择，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然而，偏执必定要带来偏食，偏食则必然会以健康受损为代价。
反思当代中国对外国文论译介与研究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战略定位，检阅时下某些国内学者动不动就宣布中国人已经把外国的理论资源都引进完了之类的论调，我们不禁要追问：面对丰富多样的国外文论资源，如今果真是到了该中止“拿来主义”之时？若继续“拿来”，那么，在继续拿来的引介实践中，作为接受主体的战略选择还是继续跟定一个方位吗？在对国外文论资源的接受移植实践中，还是一心图谋与国际接轨，国外有什么转向，尤其是美国学界有什么转向，我们就得赶紧跟进移植，以期“走向世界”，否则便是落伍了？还是要反思我们自身的问题，根据我们自身的健康状况，基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针对理论生态的要求，来确立以我为主多方位吸纳有深度开采而深化当代中国文论建设这一战略？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充分自省：当下中国究竟置身于何种境况：是现代还是后现代？抑或是现代、后现代还有前现代杂糅并存的时代？抑或，诚如一位当代哲学家所言：现代性工程远没有完结？！
在这篇提要里，我对外文所理论室及外国文论学科这些年来的主要工作做了简要回顾：新世纪以来，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明确提出以“跨文化”视界抗衡“全球化”浪潮，致力于“在清理中反思，在反思中建设”，致力于“多方位吸纳，有深度开采”，致力于“有所开放也有所恪守，有所解构也有所建构”。针对我们对国外文论话语移植实践中的偏食简化，我们主张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加以反思；针对我们对所谓“西方文论”亦步亦趋的追踪接轨，我们主张立足国内文论的当下生态，有针对性地反思轴心问题，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代中国的文论建构，积极有为地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引介当代国外文论教材力作。 坚持选材和译文的精品路线（坚持直接译自原语种），引进一批国外文论教材力作。新世纪伊始，我们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第1辑4种已经出版，2006初版，2007、2009重印，第2辑4种——《新文学理论：西欧文学学导论》（译自德文）、《文学世界共和国》（译自法文）、《艺术话语· 文学理论导论》与《艺术分析学 ·文学分析引论》（译自俄文）——也即将出版。对国外同行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关键词”与“文学理论名家名说”这几个基本环节的反思与梳理、检阅与审视的最新前沿成果，加以比较系统的引介。这一系列颇受高校同行欢迎。
开辟“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这一探索路向。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主要是以两大项目、一个学刊、一个学会，为阵地，为平台，来践行“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比较诗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十五重点项目）包含作者理论研究、文本与作品理论研究、读者理论研究与比较诗学概论四个子课题；“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A）项目），最终成果为11部专著；学刊《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该学刊以跨文化的视界来检阅当代国外文论，分析其差异性与多形态性、互动性与共通性。专注于法、德、俄苏、英美、意大利、日本、以及古希腊、古印度等国文论名家名说与中国文论之多向度跨文化的比较，呈现出我们承接钱锺书先生的遗训，在跨文化的文学理论园地坚守耕耘，在比较诗学的深度拓展上有所作为的最新印迹。2006年出版第1辑，目前已出5辑）；“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旨在推进“三重会通”——具有互补性交流功能、具有互动性提升效果的三重会通：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不同语种的文论研究者之间的会通，外国语言文学界文论研究者与中国语言文学界文论研究者之间的会通，国内文论界与国外文论界之间的会通。自2010年以来已办5届，学会活动得到国内外高校文论界同行大力支持而颇有活力，效果良好。
为了践行“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我们选择在从苏联走向法国走向美国走向中国的巴赫金文论之“跨文化旅行”为个案。中国巴赫金研究会在组织这样的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研究会与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组织国内从事俄罗斯文论、法国文论、英美文论、德国文论、意大利文论方面的专家，编选出5卷本“巴赫金研究”丛书 ，丛书分为五卷：《俄罗斯学者论巴赫金》、《欧美学者论巴赫金》、《对话中的巴赫金》、《当代学者心目中的巴赫金》、《中国学者论巴赫金》，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近期推出。这套丛书的旨趣在于以跨文化的视界，对四十年来俄罗斯学界、欧美学界的巴赫金研究精品展开一次系统的译介，对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巴赫金研究的力作进行一次集中的检阅，以期为当代中国学者在巴赫金研究上提供新的参照，开拓新的空间。在第15届国际巴赫金研究年会上，我们应将当代中国的巴赫金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学界。
为了推进“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我们与河南大学出版社合作，在编选或翻译一套“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丛书”。这套丛书旨在展现《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法国理论在美国》、《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以及《形式主义文论在俄苏、在英美、在法国》之跨文化旅行的轨迹。
任昕：今年，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首席研究员，请您简要谈谈您主持的创新项目题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思路？
周启超：主要有以下几个板块：
启动“当代外国文论核心话语反思”。聚焦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实践中已经留下很深印迹的若干位外国文论大家的核心话语（譬如，巴赫金的“复调”、“对话”与“狂欢”、“多声部”、“外位性”、“未完成性”等等；巴尔特的“文本”与“作品”、“书写”和“写作”等等，“零度”和“中性”等等；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生产”、“文本科学”、“政治批评”等等）。 针对我们对这些国外文论大家名说的解读与接受过程中的实绩与问题，展开有深度的反思。我们探索路径是，聚焦于以挑战性与批判激情著称、以原创性与问题意识名世、思想理论含量大的个案之开掘，而勘探潜隐在深层的但又是文学理论建设中基础性与前沿性的问题。从核心话语的清理入手，深入到基本视界的考量，而力求达到主要范式的探析。立足于所要重点研究的外国文论大家之理论文本原著的精读，在精选并依据原著直译该理论家的一部文选或研究性读本之基础上，撰写一部视界开阔材料扎实而确有创见的研究著作。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双重把握与双重发声。所谓双重把握，指的是既要对所研究对象、所探讨的论题本身的精髓内涵有比较充分的把握，又要对其核心话语在域外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轨迹正负效应有比较全面的把握。所谓双重发声，指的是既要进入对象世界而在对象问题本身的清理上去发现问题，又要走出对象世界而在对象的域外旅程中去勘探问题。要有正本清源的追求，而致力于某一核心话语之原点的学理性辨析与探究，又要有审时度势的追求，而致力于某一核心话语之嬗变的批判性调查与反思。
创办《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学刊。承续上世纪50年代面世的《文艺理论译丛》、80、90年代曾存在的《上海文论》、《世界文论》在国外文论引介上的优良传统，践行“多方位吸纳与有深度开采、开放与恪守并举、解构与建构并行”这一基本理念，放眼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欧陆文论、当代英美文论、当代斯拉夫文论以及比较诗学之最新成果与最新态势。学刊追求前沿性的译介与基础性的研究并重。学刊的读者主要定位为国内高校文科师生，尤其是文学院与外文学院的“文艺学”、“美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的教师与研究生。学刊第1辑文稿已经基本齐备。“前沿论坛”将刊发伊格尔顿、卡勒、孔帕尼翁以及德国、俄罗斯、瑞士、英国、法国文论界等8位名家的最新力作；“名家讲堂”则选译雅各布森谈形式论学派、穆卡若夫斯基谈结构主义、洛特曼谈巴赫金的演讲。还有对德里达、海德格尔、伊格尔顿、孔帕尼翁文论新作的书评。
展开文学理论研究之“元理论”探讨。针对学界对文学理论“身份”与“功能”之认识上的粗放模糊，我们要展开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文化功能、存在状态之反思与讨论，集中探讨三大命题：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跨文化旅行的文学理论。反思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就是对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加以反思：文学理论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文学理论属于“人文学科”，还是属于“人文科学”？反思一种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理论，就是要对文学理论的文化功能加以反思：文学理论言说是否可以“介入”现实，是否具有“建构”现实的生产力与文化能量？反思作为跨文化旅行的文学理论，就是要对外国文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存在状态加以反思，对外国文论的学说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轨迹与影响印迹加以检阅，对当代中国几代学人从各自不同的外国语言文化语境中积极“拿来”不懈引介外国文论的接受实践加以梳理，对当代中国主要学刊上的外国文论译介与评论历程加以清理，或者说，对于汉语语境中的外国文论的“形象建构”问题加以审视。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理论，作为跨文化旅行的文学理论，——堪称文学理论研究面临的三个核心命题。
展开前沿性与基础性兼备的文学理论轴心话题之梳理。针对学界在当代文学理论中一些既具基础性又具前沿性的轴心话题上的“若明若暗”，我们拟组织编写具有跨文化视界的文学理论轴心话题“读本”，譬如，由雅各布森的相关言说为起点的《文学性理论读本》，由克里斯特瓦的相关言说为起点的《互文性理论读本》，由埃科、巴赫金、洛特曼、 伊瑟尔、巴尔特、克里斯特瓦、热奈特、伊格尔顿等人的相关言说为基点的《文本理论读本》、由巴赫金、福柯、利科、哈贝马斯等人的相关言说为基点的《话语理论读本》，等等。“文学性”、“互文性”、“文本”、“话语”——可谓文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四个轴心话语。
任昕：如果说，“文学性”、“互文性”、“文本”、“话语”——这四个轴心话语的梳理，属于务实的勘察，那么，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跨文化旅行的文学理论——这三个核心命题的反思，则属于务虚的思辨。展开这样的反思，其学术旨趣何在呢？
周启超：这种反思，可以解放思想——把文学理论研究从一般社会科学的捆绑中给解放出来，而尊重人文科学独有的规律，而养成人文科学独有的品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展开这种反思，可以提升我们对文学理论研究这一专业的理论自觉，可以增强我们对文学理论研究这一志业的理论自信。应该理直气壮地确认与确信：属于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是一种科学活动。文学理论工作者也是具有生产力的科学生产者。文学理论研究这一话语实践可以也应该发挥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文化能量，可以也应该通过言说文学世界而建构人的精神现实，而形塑人的性灵世界。文学理论之跨文化旅行，是可以也应该穿越国界，而促进地球村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证互动互补这一事业的。
任昕：谈及文学理论的跨文化旅行，涵盖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捷克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苏联塔尔图结构-符号学派的现代斯拉夫文论，堪称是一个绝佳的典型。您多年从事俄罗斯文论，在现代斯拉夫文论的研究上不断开拓。您的专著《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的面世，“斯拉夫文论与比较诗学：新空间、新课题、新路径”（ 2012年5月，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受到学界普遍的充分肯定。吴元迈先生、钱中文先生都认为，这样的以斯拉夫文论整体为对象的多边国际学术对话，在当代中国乃是一种首创。前不久，您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年度一般项目《现代斯拉夫文论：轴心学说及其世界影响》在评审会上被提升为重点项目。请您扼要介绍一下现代斯拉夫文论之跨文化旅行轨迹。
周启超：现代斯拉夫文论对“法国理论”、“德国理论”，产生了广泛影响。我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现代斯拉夫文论的学派或学说的跨文化旅行作了一些梳理。有论及一个学派的，譬如，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也有论及一个学者的，譬如，洛特曼；譬如，雅各布森。这方面的开采还有很大空间。几天前，我接到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先生亲自发来的一个会议邀请：要我出席即将举行的“纪念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诞生100周年（1913—2013）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就“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当代中国的接受”这个题目作一个报告。届时，来自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斯拉夫国家以及来自德、奥地利、法国、瑞士、英国、瑞典、芬兰、荷兰、美国、加拿大等非斯拉夫国家的斯拉夫文论研究者，将云集莫斯科，对“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学说理念及其世界影响，展开盛况空前的研讨。这再一次佐证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作为现代文论“第一驿站”的历史地位。其实，雅各布森提出的“文学性”命题已经成为现代文论的经典性命题，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在中国早已不再陌生。还在20世纪四十年代，钱锺书先生就已经注意到什克洛夫斯基这一理论，并将这一理论运用于他的比较诗学研究实践。我们现如今的文学理论研究，——我们所钟情的“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路向，正是在承传钱先生树立的这面旗帜。关键是要针对我们自己的现实问题，坚持多方位吸纳，有深度开采。
周启超，安徽无为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学理论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出版专著《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俄国象征派文学理论建树》、《"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跨文化视界中的文学文本/作品理论研究——当代斯拉夫文论与欧陆文论大家名说论衡》等，评论集《守望白桦林20世纪俄罗斯文学散论》，论文集《对话与建构》，翻译出版罗曼·罗兰所著《莫斯科日记》、瓦·勃留索夫所著《燃烧着的天使》、安·别雷等所著《吻中皇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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